份报告里，躺在某个人的案。

        可为什么至今无人过问？

        烟灰坠地，他思忖良久，答案只有一个：他们在等克莱恩自己理掉。

        等下了战场，见多了人，感情冷却，把那个女人忘掉，或者不忘记，但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——柏林有的是这样的地方：阁楼公寓，郊区别墅，或是尔加藤公园旁那些从不对外公开的幽静院落。一个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，不会碍眼的角落。

        可克莱恩偏偏把她带回来了，带上希姆莱的专机，带进沙赫特医院的病房，带到所有人面前。

        欧宝前座，施瓦岑贝格的指腹缓缓摩挲着金属袖扣。上面刻着他的家族徽章，一只展翅的鹳鸟，十七世纪从波美拉尼亚迁到柏林，两百年来一直步步攀爬。

        凝视那只展翅的鹳鸟，他忽然有些明白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年轻人人有战功，有家族，有人脉，有“战斗英雄”这个金字招牌。上面不能动他——动了，前线的人怎么看？那些看着战友死在边、就靠着“当英雄”这几个字撑下来的人，怎么看？

        也不能动那个女人。动了，克莱恩会怎么反应？没有人知，但没有人想知。因为一个在前线什么都不怕的人，在后方更什么都不怕。

        至少他听闻的，这年轻人在一年前，就差点为那女人把鲍曼的疯女儿掐咽气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他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柏林游戏的标准程，像一台密仪，齿轮咬合，带转动。他们需要他这样的齿轮，有分量但不会压死人，有来但不会吓跑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他带着女儿，捧着花来了，喊着“赫尔曼哥哥”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每个棱角都磨圆了，像羽，在试探一扇窗。若窗是开的，羽就飘进去；若窗是关的，羽就落在地上，谁也不能说“有人试过开这扇窗”。

        结果窗是关的，关得很死，还上了锁，非但上了锁，还在窗台上摆了一盆带刺的仙人掌。那盆仙人掌叫“克虏伯家的儿子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他了第二件事：握了那女人的手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双小得可怜的手，冰凉凉的，从死神手里抢回了所有人都以为必死无疑的英雄。

        上面自然心知肚明，甚至知得远比他多，却对这情况束手无策。一个医生，帝国英雄的救命恩人——杀不得，赶不走，更收买不了。她连件像样的衣都没有，没什么可以被收买的，她只有那个人。

        此刻回想起来，连他自己都诧异当时的举动——将手放低到近乎谦卑的高度。并非出于好感，而是因为看见了克莱恩的眼神。

        那目光，像在守着一扇永远不需被旁人打开的窗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在那一刻忽然想：如果有人在二十年前这样看过我的夫人……

        不，从未有过。他和夫人之间，有尊敬，有共同养育孩子的岁月，有在晚宴上合得天衣无的默契，像了二十年华尔兹的舞伴。

        却绝没那种，关紧窗还要放一盆仙人掌的执念。

        车子驶入一条破败街，左边是只剩骨架的公寓楼，右边碎石堆上，插着“注意未爆弹”的警示牌，墙面上刷着标语，“总动员，一切为了胜利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施瓦岑贝格睁开眼扫过这些景象，又仿佛什么都没看见般重新阖上。

        车厢内，革的气味混合着夫人上已经变调的铃兰香水，闷得像温室里蔫掉的铃兰花。

        他突然想到：那东方女人在救那男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跟他回柏林，听长千金用“赫尔曼哥哥”扎她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大概更没想过，她未婚夫用了两句话，就把那女人扎了回去，像打发两个上门推销窗帘布的女人，只因她们让她不舒服了。